晚唐浮生 第33节(2 / 4)
,看看他怎么说。”邵树德说道。
夏绥镇,绥州五县以农业为主、牧业为辅,银州四县二者并重。到了夏州三县,只有靠近州城、县城的地方有农田、果园,远离州县的地方,则以牧业为主,党项人的营生。
而在宥州两县,就几乎全是牧业了,也没多少人会种地,即便可开垦为良田的地方,一般也任其荒着,放牧牛羊马陀。
初唐年间,河西为朝廷养马重地,据说鼎盛时期畜养量达百万匹。夏州是河西牧场的补充,也养了不少,高宗年间,一次牲畜传染病就让夏州死了18万头牛马。
河西等地被吐蕃攻占后,朝廷的养马重心转移到了夏绥、天德军、振武军、河东等地,比如银州就有一官办银川牧场,夏绥节度使本身也兼银川监牧使。丰州那边,离天德军城不远,就有一永清栅,也是个军马场。河东嘛,去年崔季康屯兵的楼烦监牧城就是一大牧场。
内地军州或许难以筹措战马、役畜,可在夏绥四州,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,购置成本很低。这里缺的是谷物、铁器、布帛、日用百货,说白了,生产力低下,需要从外界输入生活用品,输出基础的畜牧产品。
陈诚走后,邵树德又不由自主地思考起了绥州的发展问题。最近查阅了下绥州诸县的档案,发现目前开垦出来的土地总共只有两千顷,主要集中在龙泉、大斌二县。
当然这是官面上的数字,实际可能会多出20%左右。那么就按2400顷来算,一顷100亩,亩产一石粟,去年全州应该产出了24万石粮食,即不到2600万斤粟米。
这么些粮食,养州兵要花去五六万石的样子,不仅仅包括口粮、工资(军饷的相当部分是粮食),还有训练开支,此时需要给军士们补充肉食,就得拿粮食和党项人换牲畜。
说实话,去掉养州兵及州、县两级政府开支,剩下的十几万石粮食,也就够全州四万余百姓的消耗,让他们生活宽裕富足一些。
但这又怎么可能呢?夏州方面就需要绥州提供粮食,每年没个定数,但一次几万石总是要的。此外,还有豆子、牧草、柴禾、布料、绢帛、铜钱若干,有时候还要进献牲畜,负担是非常重的。丰年还可勉强支应,一遇凶年或战争,百姓家无余粮,那日子可就真的难了。
总之,藩镇一级的财政完全就是一笔糊涂账。收多少,什么时候收,完全没有定制,主帅可随心所欲,百姓的日子自不用多说。
“还是要加大垦田面积。”邵树德心里明白,绥州其实有一万多顷可开垦耕地,目前利用率还不到两成。即便不开挖水库和沟渠,现有耕地面积其实还是可以继续扩大的,但存在着党项人的威胁,故很多地百姓宁愿撂荒,也不愿辛苦一年后,庄稼成熟时被人抢走。
他们能在现有耕地外,偷空抢种一些生长期短的豆瓜果蔬,砍点柴,再割点草料,应付上头催课,就已经是极限了。
铁林军四千人,光官兵日常食用及粮赐,一年就需约15万石以上。此外,还有战马役畜、定期训练、服装器械消耗及逢年过节的各种赏赐(以钱帛为主)。如果要开战,那赏赐更不得了,养起来是真的费劲啊。
没有朝廷支援,夏绥四州养一万五千兵马(诸葛、邵二人来之前)是很难的,除非你年年抢党项人的牛羊。但那样其实也不太合算,开支搞不好更大,毕竟大头兵们的赏赐可不是什么小数目。赏赐不到位,将帅就得脑袋搬家,那还不如不打呢。
从这里也可以看出,藩镇军士的收入其实是远远高于普通百姓的。他们是全脱产的职业军人,拿命换钱,除了训练就是打仗,是纯粹的战争机器。这些人桀骜不驯,剽悍异常,邵树德也不敢让铁林军四千众去搞屯田。
中唐以后,军人屯田之事少之又少,比不得府兵制没崩溃那会,真是操蛋啊!
必须要搞个新的军事体制。邵树德早就有这个想法了,亲自主政一州后,这个想法愈发地迫切。怎样让铁林军将士们不全为了钱而打仗?开拔要赏赐,接战要赏赐,战后要赏赐,回到驻地后还要再发一次赏赐,这样花费实在太大。
铁林军将士都不是夏绥本地人,或许可以在土地上想想办法。夏绥十四县,因为党项骚扰、缺乏灌溉或其他什么原因,撂荒的闲田太多了,他甚至都不用去动原本的利益阶层,直接开荒就可完成这一点。
得,问题又回到了原点:水利、牛马、人口。邵树德看着绥州五县地图上标出来的大大小小党项聚居点,手已经不自觉地抚在了刀柄上。
算了,而今时机不对,先忍一忍。亦可多加完善一下,别整成了晚唐的八旗制度。党项包衣?开玩笑呢。国朝均田制败坏前,府兵是有很多奴婢或部曲,说穿了就是需要自己亲自参与劳动的小地主是府兵的主要来源,大部分人还是奴婢或部曲。现在难道自己还要恢复这种制度吗?
不,这是往魏晋南北朝方向开倒车啊,再仔细想想。
九月初八,秋风乍起,百花凋零。陈诚从银州回来了,带回了千余匹骡马,外加五百头牛,可谓超额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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